【演講內容】NEW!!
以下為王文基老師為工作坊演講特別準備的講稿，在短短二十多分鐘的演講之中，極精要地介紹這篇論文的重點、研究旨趣，以及有別於傳統精神分析史書寫之處。向來STS較少觸及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史，但王文基老師以「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出發，不啻為一種兼具原創性的研究取徑。
「精神分析師的行為：精神分析與世紀末前後的自我技術」
這篇論文的重點是在談一種新的科學主體如何構成、以何種形式構成的歷史。所企圖釐清的是早期精神分析運動史中科學主體與科學論述（scientific
discourse）、科學實作（scientific practice）與科學理想（scientific ideal）的相互關係。之所以採取這種取徑的目的所要反思的，一方面是在精神分析研究中常見的專注於精神分析理論與概念的研究方法，把佛洛伊德的理論視為一種「思維系統」，探究其原創性，科學性或內在邏輯;
另一方面所要反思的是以佛洛伊德的生平為主軸的一種「聖徒式」研究方式，以精神分析理論來詮釋精神分析運動背後錯綜複雜的精神機制。當然，就某一個角度而言，這篇論文，或我的博士論文還是隱約的以佛洛伊德為中心，標題中的「精神分析師的行為」或整個論文的標題「精神分析師的系譜學」（A
Genealogy of the Psychoanalysis）所談的其實是「佛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師」。然而，我想要強調的重點不是佛洛伊德的道德勇氣與天才或佛洛伊德理論的縝密與原創性，而是佛洛伊德所建構出來的一種具規範性的「專業身份」之所以成為可能性的歷史條件與歷史偶然性，以及這種專業身份所可能產生的效應。
有一點值得特別提出說明的是，我論文所預設的理想讀者或對話者是熟悉精神分析理論與歷史的精神分析師或精神分析史研究者。所以在處理教育式精神治療，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容格的實驗精神病理學時，有關正統精神分析理念的部分我就較少處理到，比如說轉移或傳會（transference）的問題。不過，在對於三類自我技術的比較研究的背後，我一直關懷的重點還是凸顯出我剛才所提到的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歷史特殊性與偶然性。藉由比較分析，我們可清楚地看出不同的行為所反應的是對科學性的不同構思，不同建構知識的樣式，以及不同規訓知識主體與客體的方式。而這些種種不同處都使得精神分析的複製過程變得困難，或者說精神分析與當時其他自我技術的衝突變得不可避免。這種揭顯出自我技術的歷史偶然性的作法，當然是與傅柯所謂的「歷史本體論」或「對現在的批判歷史書寫」有關，其目的在使「改變成為可能」。而由這種對科學實作與概念空間的研究，也可跳脫出以精神分析詞彙（比如說抗拒，抑制等）來解釋精神分析史這種許久以來陸續被質疑的作法。
我個人覺得，相較之下，這個部分的論文比較特殊的地方。以下有四點：
一. 就時間來說，一八九六年或一九零零年之前的精神分析史前史已經有許多專書或專文觸及，談佛洛伊德與西方無意識研究或神經學的關係，或誘惑理論與佛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對精神分析創建的影響。一九零六年或一九一零年後精神分析運動邁入比較有組織的時期也多有人研究。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一零年之間，特別是一九零零年到一九零五年之間就精神分析的發展到底發生什麼事，比較少人提。而我的研究範圍著重在一九零零年到一次大戰之間，希望能夠對精神分析史的研究作些補充。
二. 就主題而言，「精神分析師的訓練」在精神分析這個領域中一直是個重要的議題，有關訓練分析的文章或專書甚至自成一個文類。一九二零年代之後制度化的精神分析訓練分成三個部分，一是上課或討論（seminar）；一是督導分析，類似實習的作法，精神分析師候選人在實習的階段中定期向有經驗的分析師報告進度與問題等；一是教學或訓練分析，簡單地說就是要成為精神分析師之前必須要被分析過。其中最重要也最有爭議的部分在於訓練分析，由於學生被分析產生許多問題。不過幾乎所有精神分析領域中有關訓練的文章都是從transference這個問題切入，以心理機制的角度談師徒關係或精神分析組織中複雜的情緒糾葛的問題，或者，換句話說，精神分析社會關係中慾望的政治經濟的問題。
然而我想換個角度，從「科學訓練」與「科學知識製造」的角度切入，看當初精神分析訓練系統剛萌生時的情況是如何，而不是以日後被常規化之後的某種實作（訓練分析）的來回溯性地重新解讀歷史。由於容格是推動訓練分析制度化的重要人物之一，而且在精神分析運動的早期國際化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論文很大的一部份就在談佛洛伊德的精神病理學是如何在蘇黎世被操作，以及佛洛伊德與容格之間的爭論。尤其，容格早期所進行的聯想字實驗研究的部分很少有學者作有系統的研究。一些想要為容格翻案的歷史學家，強調容格是訓練分析的創始者。而我想知道到底當初受精神分析影響的精神醫師與神經科醫師到底是如何學習精神分析的。另外，我將重點放在佛洛伊德與容格的醫學與科學實作的比較上的作法，也試圖跳脫出長久以來精神分析研究者以種族論述（亞歷安人對比於猶太人）或宗教論述來討論兩人紛爭的作法。
三. 就方法論而言，我個人覺得比較有趣，而且到目前為止比較少見的作法的是以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的角度來切入精神分析史。比如說論文中談科學實作的傳遞、複製（replication）、標準化，談科學訓練在建構一門學科，凝聚思維社群中所扮演的角色：談爭論（controversy）中不同變因的交織：談科學主體與科學知識相互形塑的種種問題。當然，談知識與身體之間的密切關係一方面還是延續了傅柯的主要關懷有關，也就是bio-power的問題。不過在這裡我所著重的是專業的科學主體，而非科學知識所詮釋的對象被規訓的問題。談知識與身體另一方面要處理的是如何藉由對身體的規訓達到知識的規訓，也就是身體的訓練與學科化的問題。這是Simon
Schaffer這些年來所關切的重點，metrology與scientific training之間的關係，比如他提到十九世紀天文學中如何解決個人誤差的紛爭的問題。最後我談知識與身體的關係，也想觸及到科學知識的地域性（situatedness,
embeddedness）的問題，試圖拆解精神分析理論的普遍性，或者換句話說，精神分析的普遍性是如何可能或如何不可能的。
四. 將佛洛伊德重新放置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各種認識自我方式的這種脈絡之下的作法，當然可以溯及修正史觀的影響。不過我所要強調的是，佛洛伊德的自我分析與自由聯想等技術雖然可以放在當時西方不同領域對無意識研究的大傳統下來看，但是也不應該很斷然地直接將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劃歸到暗示與催眠的傳統中，便以為解決了所有的問題。若採取一種微觀的角度來看精神分析的實作，佛洛伊德對轉移（transference）問題的重視來自於他對精神分析科學性的焦慮。他以轉移的概念來詮釋醫病關係，不僅顯示佛洛伊德將精神分析建立成一門獨立的科學學科的強烈企圖，也決定了精神分析師作為一種科學主體的方式，以及醫病關係中的道德與知識意涵。這也就是我在文章中所幾次強調的，單就理論層面而言，精神分析師的可拋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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