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開放生物科技運用所潛藏之社會衝擊與法律省思－
以法律對於GMOs之保障與規範趨勢為例(簡版)
牛惠之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
前言：問題之發生 壹、 各類生物科技運用所可能引發之社會爭議與評估架構之建立 一、 由科學不確定性所引發之社會風險 二、 對既有社會倫理、價值與法制等之衝擊與影響 三、 落差性議題 四、 指標作用 貳、 以GMOs之法律規範為例 一、GMOs、LMOs與GMF－正負面評價與規範趨勢 二、GMOs因科學不確定所衍生之議題 (一) 對環境之潛在衝擊－由演化論對質與量之省思 (二) 對不同環境之衝擊 (三) 對人體之加成性效應 三、GMOs對社會既有倫理、道德、價值觀與法制之衝擊與影響 (一) 違反自然規律的代價 (二) 對素食與宗教之混淆 (三) GMOs之可專利性 四、GMOs之落差性議題 (一) 預防原則：對GMOs效應之科學不確定性的因應 (二) 產品製作人責任：消費者保護 (三) 標示：對消費者之的尊重 (四) 專利授權：對研發者權益之尊重 代結論 |
前言：問題之發生
一般而言，樂觀之見解皆主張由於生物科技所能為人類社會造就革命性與突破性之福祉，故而二十一世紀為生物科技之時代，國際間亦競相發展相關科技以攻佔山頭，在此不可逆之國際趨勢之下，生物科技之相關社會與法律問題也儼然成為顯學，引起社會大眾之逐漸關切(如ELSI的興起[1])。然而由於生物科技所涉及議題之多樣性與多元化，對於法律人而言，往往選擇從生物科技對於社會面的衝擊（impact）議題入手[2]，然而囿於對生物科技知識之不足，法律人往往不能具體剖析各種生物科技在本質上或運用中之差異[3]，而慣以生物科技一詞涵蓋所有相關之議題；故而在進行討論時，可能因對焦不準而事倍功半。以探討如何建立生物科技之法律規範為例，極可能因問題本身過大或不夠精確而難有具體結論，例如運用一個法律規範同時處理複製人與基因隱私之爭議；或是針對同一課題之討論，如生物科技之可專利性，某甲心中想的基因序列的解碼是發明還是發現，某乙想的則是以基因轉植技術所培育的動、植物新品種是否可以作為專利授權之標的，二人心中所想的雖非南轅北轍，惟其共同點卻可能只是此二問題之本身在技術層面同時涉及基因科技，與在法律層面涉及專利授權之要件與標的。故如欲藉此種討論以建立一套法律規範以有效同時解決甲、乙兩人心中之疑慮，似非易事。
有鑑於此，將不同之生物科技議題與以區分，並針對不同議題所可能引發之社會爭議分項討論，或可解決前項缺失；惟其可能因切入點之不同而生治絲益棼之弊。舉例而言，為判定基因治療與DNA疫苗對病患或受施用者之潛在風險是否係屬同一問題，或基因隱私與基因選種或優生等道德考量是否為不同議題等，反而可能衍生出更多問題。若要避免此種區分上之爭議，似乎宜先從各類生物科技所可能共有之議題屬性加以分類，以建立一項生物科技社會議題之一般性架構，或稱「分類目錄」，待此一分類架構建立之後，再針對各種生物科技之運用[4]逐一加以檢視與印證其所可能呈現於不同屬性之不同社會爭議為何，以進而了解個別議題之特性，並釐清其與他種生科議題，或既存於人類社會之其他議題之關聯性，並透過整體法制規範之建立加以因應或處理。這樣的機制亦可以同時扮演衝擊指標檢測之功能，而使吾人事先掌握一項新興科技在運用時所可能引發之社會問題，並作為評估社會機制對於該科技運用衝擊承受度的參考依據。
為處理此一議題，本文之第一部分建議將由生物科技運用所引發之社會爭議依其屬性可以被區分為 (一)由科學不確定性所引發之問題，(二) 對既有社會倫理、價值與法制等之衝擊，與(三) 落差性衝擊[5]等三大類；並基於此一區分方式以歸納出一個評估單項生物科技運用風險與社會衝擊之指標架構，以作為各種生物科技在運用於社會時的社會衝擊與法制因應度之評估與參考依據。本文第二部分擬進一步以各類生物科技之中，科技複雜性與道德爭議皆相對較低之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為例，說明其在此一架構之下所可能被整理出之議題，並分別加以闡述，以探討當前法制對於GMOs問題之掌控能力，並作為因應GMOs國際潮流與開放基因改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GMF)在國內市場販售之決策參考。第三部分則類比探險家發現新大陸之人類經驗，延伸呼應第二部分之議題，以說明運用生物科技所產生之社會衝擊非由科學家單方造成，並闡述當科技與法律皆非萬能，回歸對自然規律的尊重與人性的提昇等生物倫理教育，實有其必要性。
最後，本文雖名為「開放生物科技用….」，但並不代表筆者完全贊同應將生物科技毫無限制之發展與運用，或有意為開放生物科技背書；反之，本文纂寫之出發點係基於我國相關科技與產業無法自外於全球性生物科技熱的狂潮之前提下，以逆向思考之方式思索當勢無可擋而必須開放各類生物科技運用之際，既有之法制架構是否能有效因應此之科技潮流對社會整體之衝擊，與法制架構之設計所可能因而衍生出之新問題。並冀望藉此說明科技與法律在試圖解決一項問題時，極可能因思慮不周而造就更多科技與社會難題，故不但科技非萬能，法律亦非萬能。由此一不可逆之國際趨勢所引發之深層省思則為，除了迷信科學技術或依賴法律規範之外，人類社會之中是否仍有其他機制能以更自然與較和諧之方式，發揮調和或稀釋相關爭議之功效。
壹、
各類生物科技運用所可能引發之社會爭議與評估架構之建立
一、 科學不確定性所引發之社會風險 － 科學家對於科技掌握之
不確定性
由生物科技運用所可能引發之第一類社會衝擊是指由生科技術之高度複雜性，而使得技術本身或其效用在某種程度上所潛藏之不確定性而引致之社會風險[6]，此種效果之不確定性，未必是指基因科技運用之直接成效，事實上，大部分的懷疑係針對使用基因科技後所衍生之副作用而言，例如對GMOs之質疑並不在於其所含養分之多寡、抗蟲性之強度等本質性問題，反而在其對於人體健康、環境與生態系所可能引發之風險[7]。這類風險之存在或發生可能根本無法憑藉現今科技知識加以預見，或是雖能合理的推知，但不確定其是否一定會或一定不會發生，或是可以預見或合理推知，但卻無法預防。
以基因治療(genetherapy)與DNA 疫苗(DNA vaccine) 為例，前者係利用DNA傳遞技術 (DNA transfer
technology)將具有療效 (theraptical) 之DNA片段透過物理､化學或生物等技術方法傳送進入人體細胞內部，並透過該DNA片段之作用而達到治療疾病的效果，例如抑癌基因p53
產物誘導突變細胞之計畫性細胞死亡 (apoptosis, cell-programmed death)即為一例。而DNA 疫苗則是透過肌肉､靜脈或皮下注射等方式將疫苗注入人體之內，再利用DNA傳遞技術
(DNA transfer technology) 將具有引發免疫作用能力 (immunogenecity)的特定序列之DNA片段傳送進入細胞內部，而誘發人體產生免疫反應，以達到疾病免疫或降低過敏反應的效果。就效果而言，基因治療係欲突破治標之局限，而以治本之方式，達成治療之目的﹔DNA
疫苗則較傳統死毒、減毒或重組DNA之蛋白質疫苗具更高之安定性、方便性、安全性與長效性等好處，故於生產、保存、運送或施用上皆較有實益。儘管如此，基因治療與DNA疫苗卻皆面臨一個共同的不確定性問題，即兩者在施用時或施用之後可能會發生傳遞效率的不確定、進入細胞後嵌入位置的不確定、重組機率的不確定與個體差異反應的不確定等缺失。此外，DNA
疫苗尚可能因傳遞效率低下而導致容許 (tolerance) 之相反狀況發生，此類容許之現象更可能發生於新生兒與免疫障礙者，影響所及，將對人體､甚至物種引發或造成難以彌補之傷害。事實上，在一九九九年九月，因為一位接受基因治療之美國病患的意外死亡，而使得基因治療等相關基因醫學之治療方法的安全性受到各界質疑，而引發了用與不用之爭議[8]。
二、
既有社會倫理、道德、價值觀與法制等之衝擊與影響 － 社會對於科技掌握的不確定性
由於生物科技係透過對於DNA之形貌與序列之瞭解，以對於人類與其他生物體的生理現象有所掌控，並進而運用此一知識，解決或解釋某些存在於人類社會之問題，然而當此種技術試圖為人類謀福祉之同時，由於技術之本身攸關決定人類最根本的基因[9]，故而此一科技之運用極可能伴隨著社會、倫理、道德觀與醫學等問題，而引發社會大眾之高度關切。舉例而言，較本質性之議題如基因序列解碼所引發之隱私權探討[10]；基因之法律地位[11]；由基因決定論所衍生之人種優劣等基因歧視、工作權、家族病史與保險議題[12]；由胚胎基因科技之發展對於生命起始認定之影響，而引發之法律議題[13]。就技術運用之層級而言，如複製技術所引發之複製人恐懼症；基因轉質技術所觸及之基因改良人與優生等爭議[14]；由基因序列解碼之可專利性所延伸的專利議題[15]；基因財產權之歸屬等[16]；乃至於異種生物所基因所轉殖之生物與生態議題，與組織、器官之轉殖，如在動物身上培植人用醫療產品[17]、在實驗過程中使用或因實驗失敗棄置的動物而造成的「一將功成萬骨枯」等動物權等爭議[18]。凡此種種，所牽涉的都不是單一的問題，事實上，每一項生物科技之運用的背後都可能涉及更廣泛與嚴重之倫理、道德、社會觀、與法制等的爭議與衝擊，值得吾人省思。故而，在思考生物科技議題時，需要考慮社會大眾的聲音，以及其對生物科技之感受，才能較有效的解決相關問題。事實上，當一項科技未能考慮其對社會的衝擊，或忽視大多數人的聲音時，其應用上的價值反而可能因不被社會所接受而喪失或被削減，如複製人之研發因其社會衝擊過大而被禁止；當然，社會上大多數人的聲音相較於少數人而言，也並不一定就是正確的，此亦為專家、學者與決策者需要對於社會多數人意見加以匯整與分析之原因。如能經由此種方式將衝擊之內涵基於各類生物科技議題之屬性予以分類，以便於全盤性的掌握相關問題，在研擬因應對策之際，應有事半功倍之效。
三、
落差性議題 － 法律制度對於科技、社會與法律自身掌握的不
確定性
如前所述，當生物科技運用於人類社會之際，因部分生科技術本身所含有之科學不確定性風險，與各類生科技術對於人類社會不同層面的影響，以致產生生物科技對社會之衝擊並引發爭議問題；此時，需要在生物科技與社會之間建立一座橋樑，以協助雙邊對話，並經由對話機制之建立，以視實際需求決定並設計解決問題或減小風險之機制與模式。由於法律的制定往往是透過理性的思考、審慎的辯證與法益比較、價值判斷等機制，且其在執行層面具有相當之具體成效，故在理想狀況下可以被視為是具有扮演此一橋樑能力之對話機制[19]，換言之，在此議題之下，法律制度之設計與角色之扮演，係分別透過與社會以及科技之對話，試圖從科技人的觀點了解生物科技之本質與價值，並掌握社會對於生物科技疑慮之所在與衝擊之可能性，以經由全盤性的輕重權衡與利益調和等複雜運作機制，發展出最適合且可具體執行之法律規範，並盡可能兼顧生科發展與社會安定之雙重利益。舉例而言，對於具有高度風險之生科技術，法律依據對話之結果，可選擇運用風險評估之機制為社會提供適當之保障，並使生物科技得以發展與運用；或選擇採用嚴格之把關政策，使具有潛在風險者皆被限制使用，以為社會提供零風險之環境。一般而言，當法律決定要限制一項科技之運用時，關鍵因素往往是其所可能造成的社會衝擊高過在當時社會所能預見之價值，或社會之容忍度，以致其無法被社會所接受；以人工流產技術為例，技術之本身並非特別複雜，但因其所可能引發之道德倫理爭議過大，以致扮演橋樑之法律制度最後決定以禁止使用為原則[20]，此一現象亦再次說明了當科技為圖發展而未將社會因素納入考量之際，科技本身即可能因其所造成之社會衝擊而喪失其預期價值。
所謂的落差性議題是指一項法律制度之設計原為解決前項社會衝擊，卻因對話過程或法律制度於設計本身之落差而衍生出之新問題。此種落差可分為兩大類：首先，當法律機制（法律制定之權責機構、專家、學者等）與科技(科學家、生產者、產業政策制定者)對話時，可能因缺乏共同語言而造成認知上的落差；同理，法律機制與社會（社會政策研擬者、宗教、經濟、社會、哲學、教育、社會大眾…）對話之際，亦可能出現對話與認知上的落差；此種對話上的障礙使得法律人在一開始即無法真正掌握問題的核心，而使得因應而生之法律制度在設計之初便已存有偏差，並影響其執行成效，進而衍生出其他問題。
其次，落差亦可能發生於法律制度之本身，如某一項法律制度在設計之時，
可能已確切的掌握了欲解決的問題，但因制度本身設計的偏差或落差，造成法規範無法有效處理相關問題，甚至引發出其他社會問題[21]。有關此一分類架構，請參見附表一。
【附表一】
四、 指標作用
前述之分類機制之建立，可使得各種生物科技在運用時所潛藏或可能發生之衝擊議題被有效率的分類，並可釐清生物科技各種問題之屬性與特色，以及其與社會既存問題之關聯性。此外，在此分類機制下的落差性爭議之多寡並具有指標之作用；在合理的推論之下，一項新興科技所伴隨之落差性爭議越多，表示社會環境與法律機制越不足以因應此項科技之運用所造成之社會衝擊。相對而言，其所伴隨之落差性爭議少者，可能代表三種意義：一、此項科技本身的可被接受度高，較無前二種爭議，故也沒有第三種落差性爭議；二、科技本身雖具有相當之社會爭議性，但因法律制度能有效因應與處理此項科技所造成之問題，以致沒有落差爭議的發生，如前揭對於複製人研發禁止一例即是如此，當具有高度爭議性的複製人被禁止研發之後，自然不會出現落差性爭議；三、當然，這也可能意味著並無任何法規可以規範相關衝擊，既然無法可管，故根本不會發生落差性爭議；在這種情形之下，落差性爭議少即代表著社會尚未開始因應相關衝擊，故有關單位反而應該更加注意。由此可知，根據此一衝擊分類之機制，可使吾人預先在一項新興科技運用之前即合理的推知社會對此一技術運用之接受度與法律機制之有效因應能力；如確定社會機制尚未妥當準備接受一項新興科技所帶來之正負面影響時，便應即時研擬有效對策以為因應，而非昧於國際潮流，為搶先機而危及社會。當然，吾人亦可能在問題發生之後再透過法律規範之修正或重建，以針對落差性爭議加以處理，但在處理的同時，是否可能又引發第二層落差性爭議，甚或以此類推，直到社會無法負荷為止。畢竟科技非萬能，法律亦非萬能，因此，在因應新興科技對社會之衝擊時，完全倚賴法律規範顯然是不夠的，故而，構思一個完整的因應制度，似乎仍需要仰賴其他社會機制之共同作用，有關此點，將於第參章中進一步論述。
貳、 以GMOs之法律規範為例
一、 GMOs、LMOs與GMF －正負面評價與規範趨勢
純由字面翻譯，GMOs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係廣義的指經由基因轉殖技術，所培育出之生物體或新物種，包含微生物、植物與動物等，此即一般統稱之基因改造生物體或基因轉殖生物體[22]；此種技術與傳統育種(breeding)之差別在於後者係運用具有遺傳親和性(compatible)之兩個品種間，或是種與種之間的雜交培育出新品種，而GMOs則突破物種間之藩籬，透過外來或異種基因之植入以製造新生物體[23]。依國內一般之認知而言，GMOs似乎已為基因改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GMF)之代稱；事實上，GMF係為GMOs運用於商業用途之型態之一，例如為了特定需求而在食品中添加GMOs成分，如含有基改黃豆之豆腐，或將GMOs之本身作為食品，如經過基改之玉米、黃金米或基因改造動物(如GM
Fish)等[24]。本文以下對於GMOs之探討則廣泛的涵蓋具有食用性質之基因改造作物活體
(living modify organisms, LMOs)在培植或飼養過程對於環境與生態系所可能造成之衝擊，與GMF對社會層面之影響。
一般而言，支持研發GMF之原因主要包括GMF可以[25]：
1.
改良營養價值;
2.
生命力較強，如能抗蟲、抗病、抗除草劑、抗低溫等；
3.
增加生長速度；
4.
增加單位面積之生產量，以因應人口增加與解決全球性糧食不足問題；
5.
耐運送或利於加工；
6.
降低生產成本；
7.
環保(如降低土地之開墾、農藥與肥料之施用)。
但是這樣的說法不是純然沒有討論之餘地，或是相反之證據存在[26]，例如對於GMOs因抗病與抗蟲能力而可減少殺蟲劑使用為例，雖然資料顯示GMOs之抗蟲性可提高產量百分之五到十，並減少每年約三十億美元的殺蟲劑費用[27]；但根據美國Benbrook博士之獨立研究顯示，經過基改之黃豆(Roundup
Ready soybeans)所需之殺蟲劑量雖然可能比某種特別需要高劑量殺蟲劑之傳統黃豆少，但是該基改黃豆所需之殺蟲劑量卻比各類傳統黃豆之平均需求量高出百分之三十；同時，該黃豆於種植時對於
glyphosate之高度需求量將對於野草之生態有所影響[28]。就生產成本降低而言，一旦考慮專利授權之權利金，加上專利授權範圍之限制，農民或食品生產者之成本可能反增不減，反映在GMF之市場價格未必能比較便宜[29]。又，全球性糧食問題是生產量不足抑或糧食分配不均所致，亦未有定論[30]。除此之外，其最大之爭論點乃在於GMOs對於自然律之違反[31]、以及其以質的改變與量的優勢，所產生的科學不確定性風險與對人類健康與生態系等之衝擊與威脅[32]。
有鑑於前述GMOs之論點之歧異性，以及就產業政策、消費者壓力、環境關懷與國際經貿實力等綜合因素之考量，可以發現各國對於GMOs之規範趨勢有明顯的不同；整體而言，主要之立法趨勢包括開放、限制與選擇性禁止三大類；而開放或選擇性禁止之相關配套措施則包括風險評估[33]、標示[34]、消費者保護與專利權之授與等。以鼓勵研發、產製與出口GMOs之美國與加拿大為例，由於其認為GMOs與傳統育種等交配方式所培育之物種並無本質上之不同，其採用較為寬鬆之立法規範以提供國內相關業者較為理想之發展空間，並提供專利等智慧財產權之保障[35]。相對而言，歐體與紐、澳等國則認為基因轉殖技術具有未知的風險性，故在未能確定其安全性之前，寧採取較為嚴謹之態度，透過法律制度之規範而對GMOs之商業行為進行較為嚴格之把關，並要求相關產品標示出其為GMF，以滿足消費知的權利[36]。在亞洲方面，以日本[37]與泰國對於GMOs之規範最為嚴格，以泰國為例，其不但要求GMF之標示，更禁止基因改良生物體的培植於自然環境中[38]。
國際間對於GMOs之規範則以依據「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39]於二○○○年通過之「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簡稱生物安全議定書)為代表[40]，其主要宗旨為規範LMOs之跨境移轉、處理與使用之安全，並於進口之決定程序中納入「里約宣言」第十五條之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41]，並要求相關產品之標示[42]；然而由於生物安全議定書需有五十個締約國家批准才能生效[43]，自去年五月開放批准以來，僅三國完成批准或加入的動作[44]，故生物安全議定書目前只是停留在成立但未生效的法律地位，故其規範是否能如預期的發揮法律上之效力，仍有待觀察。
相對於各國之規範，我國目前針對GMOs制定之法規包括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頒訂之「基因重組實驗守則」，行政院農業委員頒佈之「基因轉移植物田間試驗管理規範」[45]及「基因轉移動物田間試驗管理規範」[46]；衛生署於今年二月公告「基因改造食品查驗登記辦法」[47]，與「基因改造食品標示辦法」[48]，並訂於民國九十三年起強制要求含有基改黃豆或玉米5%以上之食品應標示「基因改造」或「含基因改造」字樣；環保署雖於「國家環境保護計劃」中論及生物多樣性議題，但對於GMOs對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之衝擊似乎尚無具體因應措施[49]。相較之下，由於我國長期與美國維持特定之經貿關係，故在相關法規之制定上，不難不受美國之GMOs產業發展與GMF產品外移等政策之影響，而朝向開放(或接受外來)
GMOs之食品應用之立法取向，對於GMOs之負面影響則少有著墨，故而相關之風險評估、標示制度、消費者保障等配套措施之建立，似乎較為寬鬆[50]，而不如前述對GMF採取保守態度國家之規範嚴謹與完備。以下僅針對GMOs在食品運用上所可能產生之風險、對社會既有價值之衝擊與法律效果之落差等分別論述，以思索我國是否已為GMOs之食品運用做好妥善之準備與因應工作。
【附表二】
二、
GMOs因科學不確定所衍生之議題
（一）對環境之潛在衝擊－由演化論對質與量之省思
就地球生命之發生與發展而言，以達爾文為主之天擇說是受到普遍性認同度較高之演化機制；根據天擇說，演化之過程可以分為兩個步驟，即變異與選擇。所謂的變異是指經過遺傳物質之重組、基因流、隨機因子和突變所產生的遺傳變異，其可能發生於生物體的每一個世代之中，此種變異造就了個體間之歧異性。所謂選擇是指當大部分的生物在每一世代中只有部分個體得以存活之際，個體間因變異而具有的生存與繁殖上的差異，使得某些因其遺傳組成具有較佳生存與繁殖優勢之個體得以經由「選擇」（事實上，一個體被選擇留下，往往是其他相對弱勢之競爭者被淘汰之結果）而存活，並經由量的累積而形成新物種[51]。
在達爾文的演化機制中可以觀察到生存競爭的必然性與兩個決定物種形成的核心因素，其一為質，其二為量。以質而言，遺傳物質的改變使得具有質的優勢者得以淘汰相對弱勢者以脫穎而出；以量而言，如果成功存活者只是單一或極少數之個體，此一物種很可能在自然環境中經由與其他物種交互作用而滅亡，如被他物種掠食；故而，具有質的優勢之個體要在生態性發展成一個具有穩定性之物種，需要在存與亡之間有適當之數量補給或優勢。這樣的演化機制反映到GMOs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上，如前所述，GMOs係經由現代科技介入，以自然環境不可能發生之異物種間遺傳物質移植之方式，培育出符合人類之喜好或需求之具有較佳存活率(抗寒、抗蟲、抗病…) 之新生物體。換言之，故就質的概念而言，GMOs至少在某種特性而言，的確較未經基改之同種生物體具有相對之生存優勢。就量的概念而言，試想如果農民一次只培育一株GMOs作物，就算其生長再快，所含養分再高，其經濟價值必然有限；故而若要發揮GMOs之商業效益，勢必要有特定以上的數量才符合經濟效應並享受其經濟價值，當同時兼具質與量優勢的GMOs被釋放到自然環境而與於非基改之同種生物體發生生存競爭關係時，經過「人擇」的GMOs極可能被「選擇」存活，而成為「天擇」之結果。
這樣的結果走到極端，就演化而言，只要有GMOs者，其未經基改之同物種就只有被淘汰之命運，有朝一日，大自然中所存活的生物都將是不自然的。就生物多樣性而言，由於GMOs對非基改物種生存之壓抑，將逐漸走向物種趨同化或單一性。或者，GMOs所含之抗蟲基因也可能在農作物或其雜草近親間相互交換，而更惡化雜草生長問題，並造成農民的困擾以及對生態系統之潛在威脅[52]。就食物鏈而言，當非基改物種被消滅，GMOs之抗蟲性更可能使得位於食物鏈上層之昆蟲因缺乏食物而滅絕[53]，而引起食物鏈之中斷，並破壞生態系之平衡而引發另一場浩劫[54]。此外，由於GMOs之本質不同於大自然中原始存在之物種，故其可能因缺乏天敵而引發生態系失衡之現象，以發生於台灣之福壽螺為例，約在二十年前由商人在未經環境影響評估之措施下從國外引進，當其發現福壽螺肉質不佳，無法進攻國際螺肉市場，遂將之棄置於自然環境中。由於其在台灣環境中無天敵，故桃紅色之福壽螺卵曾一度攻佔全台農田與水域而造成生態與農作收成之嚴重危害。經過二十年，終於憑藉大自然本能的含容能力以及化學農藥之威力，使得福壽螺的問題被有效掌握；二十年就生物的演化史而言並不算長，但對人類有限的生命卻不算短。試想，如果GMOs具有這種影響力，且同時有數十種不同的GMOs一起發威，或是GMOs之間因彼此交互作用或加成效應而產生之影響力，我們的環境是否能夠逐一承受？或是人類能否以其有限生命去承擔此種代價？由於生態系之高複雜性，在思考GMOs對於環境的衝擊之際，不能只考慮單一GMOs之價值與可能影響，為求保險起見，至少必須將產業政策，即有開放可能性的農用GMOs種類，與其對生態之風險等作出整體性之評估。也因此，在參考有關GMOs安全性之科學證據時，如僅片面的以單一GMOs在實驗室中之安全性為依據，主張其對環境是安全的，而忽略了時、空、質、量、加成性等問題，則極可能釀成難以回復的大禍。凡此種都說明了GMOs與人為因素的介入對於我們所知有限的大自然所可能發生之衝擊，是我們現在的科技無法完全掌握、控制、甚至預期的。
(二) 對不同環境之衝擊
根據福壽螺之經驗可知，由於各生態系的不同特性，在一個生態系不會造成生態系失衡之物種，卻可能因該物種外移而對另一穩定生態系造成衝擊，類似之經驗也曾發生在美國，根據國家地理頻道之報導，受到自然環境封閉之美國五大湖區長久便維持著生態系的穩定性，然而因為對外運河開鑿，附著於外來船隻底層之菌類與魚卵開始在湖區活動之後，便以極短的時間經過生存競爭而嚴重破壞湖區既有之生態穩定性；此種結果當然是一心想著開鑿運河以增加湖區對外關係的決策者始料所未及的。試想，如果GMOs有可能具有外來種對生態的殺傷力，則一項顯示某一種GMOs在他國農田培育時對當地生態並無危害的證據，並不能直接被援引而獲得當其被引入台灣耕地種植之後，台灣生態就一定會享有同樣的安全性之結論。故而相關單位在執行風險評估時，切不能以我國相關科技不足為由或行政程序的便利，便僅以該GMOs是否已在他國栽種並安全為參考依據，而決定開放該GMO之引進與栽種。雖然反對此一論點者可以主張外來種進入台灣的事實可能每天都在發生，福壽螺只是較不幸的特例，故不應因噎廢食。但從謹慎的觀點而言，只要此種風險發生一次，就可能扼殺台灣環境之穩定性而釀成災禍，故而就GMOs之引進與管理而言，實不宜單純以某種GMOs在他國之安全為由，便貿然決定引進栽培，而未將本土因素納入思考。
(三) 對人體之加成性效應
社會大眾對於食用GMF對人體健康的關切主要起始SratLink玉米事件[55]，與Pusztai事件[56]，前者為經美國環境保護署(EPA)核准使用為家畜飼料用之StarLink玉米因管理不當而與供人食用之玉米混合，並造成四十餘人宣稱食用該食品後發生過敏等反應；後者則英國蘇格蘭之Dr
Pusztai公開其實驗結果發現在食用GM馬鈴薯之老鼠身上出現發育受阻與免疫系統受抑制等現象。雖然各界對於這兩個事件之正確性皆有不同之解讀[57]，但整體而言，社會大眾對於GMOs之疑慮確實是因為對於相關技術與其潛在影響力的不確定性所引發。
除了已發生之案例之外，合理的懷疑還可以指向：如果動物用GMF果真對人體健康可能構成威脅，則當動物食用GMF之後，其體內機制是否會因而發生改變？當人類於食用此種動物身上之動物性蛋白質，是否就一定是安全的呢？此外，如果GMF對人體之負面效用具有累加性或交互性，則人類是否可能會因食用過多而終究發生健康問題呢？這就好像根據常識，一包垃圾丟入河川中，對大自然之衝擊可能微乎其微，但若積年累月的丟，而超過大地之母的涵容能力之後，河川只有走向死亡一途。倘若我們的身體本身即為一個生態系，而某些GMF因其質的變異，使得人體在食用之後較不易或無法排解，雖然我們現已經或多或少的食用GMF，但因其量不大，人體機制仍能有效因應；試想有朝一日，從新生兒奶粉、嬰兒食品、一般人日常食用之蔬、果、動物性蛋白質等皆為GMF時，甚至連動物性蛋白質之食物來源也是GMF時，則科學能否篤定的主張食用GMF對人類健康是無害的？因而，在人類當今之科技尚無法有效掌控各種GMF之個別的累積效應，與更複雜的，其加成效性應之前，吾人是否該開始思考人體對於GMF之承受極限為何[58]？換言之，在未考慮累積效用與加成效應之情況下，逕以一群白老鼠在實驗室中吃了某種GMF而仍安好之證據主張該種或所有GMF對人體是無害的，似乎尚言之過早。
三、
GMOs對社會既有倫理、價值與法制之衝擊與影響
相較於其他生物科技之運用，GMOs之商業運用對社會層面之衝擊較為單純，複雜性也相對較低，其中並有與其他生物科技運用共通之衝擊性爭議，茲簡述如下。
(一) 違反自然規律的代價
如前所述，GMOs之產製方法對於生物體大自然中僅能同種交配之現象是一種技術上之重大突破；其影響所及，使得生物體有機會因為人類技術之介入而攜帶在自然現象中無法擁有的異種生物之基因，並使得該基因發揮某種特定之功能，如抗蟲性。這樣的成果固然是人類智慧的結晶，然一旦思考大自然運作的規則與和諧的規律之中，萬物皆有其存在之價值，物種交配亦有其必然之理，而人類對許多知識的認知都還停留在一知半解的階段時，沾沾自喜於科技成就的人類，是否曾考慮過科技濫用的後果，或者是否有能力掌握其衝擊？事實上當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發現地球並非太陽系的中心時(Copernican
principle)，人們就應當開始以較謙虛的心態學習與自然共存之道，而非自詡為萬物之靈或宇宙的主宰，單憑對於自然現象的片段理解便想貿然享有「造物」的樂趣與成就！當思及莊子所謂的「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59]，吾人不禁要自問，科技的發展是否使人類過度自我膨脹，於未達萬物之理前便開始逆自然之道，而忽略了我們只是地球村的一分子，與「天地萬物與我俱生」[60]的基本道理？如果自然律的價值是如此的不堪且可以恣意的扭曲或打破，則自然律存在之價值為何？反觀，如果自然律是不容輕易改變的，則人類從事此種蓄意違反自然的作之代價又應當是什麼呢？同樣的宗教、哲學思維辯證，以及科學、人文價值探討，也發生在由生物科技所帶來的複製人、基因改良人種等迷思之中。
(二) 對素食與宗教之混淆
由於生物科技可將異物種間遺傳物質的進行轉植，故使植物攜帶動物基因已為現今可行的技術，當這種技術運用於食品之中，對於特定宗教信仰者將可能構成嚴重衝擊；例如，當一位終身食素的佛教徒發現其所吃的食物中含有動物的基因，或是不吃豬肉的回教徒發現其以吃下含豬的遺傳物質的食物時，辜不論從科學的分析而言，這樣的動物遺傳物質之意義或實質效益如何，但單從GMF對其心理的打擊與信仰的傷害，即是一項相當嚴重與殘忍的戕害。故而未經適當管理的GMF一旦上市，將對於宗教禁忌與紀律、食物倫理等將可能構成極為嚴重之衝擊與挑戰[61]。
(三) GMOs之可專利性
以一般理解而言，專利制度的設計主要為鼓勵、保護研發，並透過與國家間契約關係，一方面提供研發者有關於專利權之保障，另一方面使發明之內容得以公開，以提昇產業技術之發展與進步，並增進社會之福祉[62]。我國之專利法將具有新穎性(novelty)、進步性(或稱非顯而易見性，non-obviousness )與產業利用性（或稱實用性）[63]之發明[64]依其性質而區分為發明專利、新型專利與新式樣專利等三類[65]；以GMOs之研發與產業利用而言，由於其係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所為之發明，而非僅就科學原理或事實之發現[66]，且其的確可能具有新穎性、進步性與產業利用性，故其應當為專利所欲保護之標的。惟依據專利法第二十一條：「下列各款不予發明專利：一、動、植物新品種。但植物新品種育成方法不在此限。」之規定可知當GMOs本身為動物或植物，其可受專利權保護之部分僅為育成之技術層面，而不及於生物體之本身，除非該GMOs為基因改良之微生物[67]。此外，根據「植物種苗法」之規定，育種者或發現者所育成或發現之新品種，具有利用價值者，享受新品種之命名與權利登記[68]，但如為一般糧食作物之新品種，則僅能享有命名登記之權利[69]，故作為食用之GMOs在我國現行法制下，最多只能享有命名權[70]。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第二十七條第三項(b)款雖規定會員得禁止對動、植物專利之授與[71]，但依其反面解釋，會員亦可決定對於動、植物授與專利保護；觀諸美國專利法，動植物的新品種皆可能或得專利保護，以植物為例，如任何人發明或發現或以無性生殖方式複製的任何特別而新穎之植物品種即可被核與專利[72]；隱含在這種規範背後之表層政策思維是專利制度能對於GMOs之研發與生產者的權利提供更妥善之保護。相對而言，歐洲聯盟不但不授予動植物新品種專利[73]，並於今年初針對TRIPs前述條款所訂之四年期檢討提出禁止對於基因改良動、植物專利保護之訴求[74]，其主要理由乃在於從倫理的思維認為專利之濫用將鼓勵科技造物的違反自然行為，並對生態穩定、國家資源運用[75]、經濟競爭等造成危害[76]。夾在這兩股對立之國際潮流之下，吾人不難發現GMOs之可專利性引發了世人對於專利法所表彰之鼓勵、保護研發與提昇產業技術發展等目的與本質等基本面問題之省思，並可能對於專利法之未來發展趨勢有所影響。
四、
GMOs之落差性議題
當社會了解GMOs因其本身所含之科學未知風險與對社會既有價值觀等所可能造成之衝擊後，勢必要透過法規之援引或研擬以為有效與合理之因應。如前所述，由於與我國經貿關係最為密切之美國為發展GMOs全球化之主要推手，加上政府與相關科技單位也三令五聲的強調發展生物科技產業之重要性，我國顯然無法自外於此一國際生科潮流，而對GMOs之商業用途採取全面禁止之政策規劃；故而，將以對GMOs採取開放或限制性開放為前提，探討為因應前揭科技風險與社會衝擊等問題，而由現行國內外相關法律制度設計之落差或盲點所引發之新問題，以為評估法律規範與社會制度就因應GMOs產銷是否已做好萬全之準備工作，提供參考依據。
（一）預防原則：對GMOs效應之科學不確定性的因應
首先，為因應GMOs之科學不確定性風險對於生態系或人類健康所造成之衝擊，在「生物安全議定書」中援引了國際環境法中之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77]為風險評估把關，就預防原則之字面意義分析，其包含兩個主要理念，即透過預先的(pre)與謹慎的(cautionary)方式，預先處理具有科學不確定性之環境議題。其在運用上可分為兩個主要之層級，其一為在政策研擬過程對於某種行為是否可被容許之風險評估，並經由評估之結果作為該立法政策之準據，故當有合理之懷疑認為該行為可能危及環境，且經過謹慎之價值判斷後認為有該行為所造就之利益不足以填補損害時，決策者即可援用預防原則之理念限制或禁止該行為之進行；其二為當環境災害將發生或已發生時，因缺乏明確之科學證據以斷定其因果關係，但又有合理的懷疑認為某種行為是導致此一環境災難之原因時，若等到證據確定後再處理恐緩不濟急，或徒增防救成本，為避免災難之持續發生，而准許以謹慎之態度採取合理之預防措施，經由對受懷疑之肇因行為加以限制，以達保護環境之目的。根據傳統的證據法則，在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GMOs對環境有害之前，不可單憑合理的懷疑就禁止GMOs在市場流通；然而礙於現今科技知識的不足，如果一定要等到有明確的科學證據出現才能對於GMOs進行規範措施，則其代價可能非吾人所能承受。因此，預防原則可以成為決策者在需要藉由合理的懷疑，在問題發生之前便對未知的風險進行有效且符合本益比（cost-effectiveness）[78]之管理的法律依據。
雖然預防原則的適用可以將GMOs之潛在風險降低，但此一原則在運用上並非沒有爭議。茲分別說明如下：
1. 預防原則之定義與援用時機
要了解預防原則之概念並不難，但若要精確的定義預防原則，即會因國家利益不同而有不同詮釋空間，如具有何種程度之懷疑才能援引預防原則，其本益比當如何估算等，皆使得此一原則之運用備受爭議。
2. 習慣國際法或觀念
其次，部分國際環境法學者試圖主張預防原則已經經由國家實踐與執行的心理因素(opinio juris)而成為習慣國際法，因而，此一原則為國與國之間共同遵守之準據。當然，由此一論點而引發之正反雙方爭辯，至今尚無定論[79]。
3. WTO爭議
運用預防原則所引發的另一項爭議為貿易糾紛，特別是爭對WTO之貿易規範而言。如前所述，「生物安全議定書」中准許締約國採用此預防原則以確保 LMOs入境後之安全性。換言之，當一國認為某一外來LMOs可能危及其國民健康與國內環境時，其即可援引預防原則禁止該LMOs進口；此種行為，從貿易之觀點而言，是一種貿易限制措施，若涉及對於同類產品之差別待遇[80]，原則上與WTO之自由貿易精神不相容；除非另有特殊之理由，如依據GATT一九九四第二十條(b)項之例外規定，其係為維護人類、動植物之健康而制定之貿易限制措施。雖然乍看之下，「生物安全議定書」之規定與此一條款規定並無牴觸，但根據WTO「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SPS）之規定：「會員應保證其檢驗與檢疫措施之施行，僅係以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需要程度為限，該措施係基於科學原理，若無充分的科學證據不維持該措施。[81]」，若要以貿易限制措施以維護人類、動植物之健康，必須有充分的科學證據顯示該被禁貨品確實具有危險性。雖然SPS協定第五條第七項針對科學證據不充分時，提供了暫行措施之彈性，但對於肯定預防原則援引於貿易議題，似乎仍有一段距離[82]。事實上，美國對於國際間處理GMOs跨國運送之限制規範，堅持基於此充分科學證據（sound
science）之原則[83]，故當預防原則被援用而引發貿易紛爭時，WTO之爭端解決機制如主張基於預防原則而制定之貿易限制措施與WTO之自由貿易精神相牴觸時，其不但可能引發貿易與環境之爭戰[84]，採用預防原則為GMOs風險管理之國內規範亦將造成嚴重打擊。
4. 不可預見問題之預防
最後，預防原則之適用時機是當對於一項行為所可能造成之風險有某種程度的懷疑，卻缺乏明確的科學證據之時；由於生態系與大自然的高度複雜性，雖然有些問題是可以經由預見而預防的，但是仍有很多問題是吾人囿於知識而無力預見的，如未引進福壽螺之前如何預知其無天敵？當無力遇見，自然無法預防！因而，就算預防原則的定義、法律地位等不具爭議性，且在運用實不會與WTO規範相牴觸，仍不能因此認為只要有了預防原則，就可以將所有的風險排除（下圖[85]）；故而預防原則並不應被視為是可以解決所有由生物科技所引發的科學未知風險的萬靈丹。
由預防原則運用所引發的另一項省思為，就安全與風險的認定而言，任何科技在運用之時，似乎不可能有絕對安全或完全零風險之結果；但就合理之情況下，社會所能容忍的風險性為何，則需要仰賴社會、經濟與科學等專業人士之共同評估，與公眾之參與才能有較合理的解決。而法律在此一議題之角色扮演，似乎僅為確保決策機制在運作時之公平與透明性。
(二) 產品製作人責任：消費者保護
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規定：「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安全。」，民法第一百九十一之一條規定：「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透過對於這兩個法條之解讀，似乎說明了除了預防原則之外，消費者保護法與民法關於產品製造人責任之規定，亦可能有機會為消費者在食用GMF之後發生健康問題時提供救濟之管道。然而進一步思考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與民法第一百九十一之一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卻說明上述條款在下列情況下並不適用，如損害雖發生，但商品「具通常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已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或生產者「其對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這樣的救濟機制對於科技所無法預見之GM食品風險所導致之人體危害似乎又使不上力，雖然學者間也企圖透過法學方法探討前述法條與國家賠償法對於食用GMF之損害的適用可能性[86]，但類似問題一旦發生，法院的判決將會如何，可能只有以忐忑的心情拭目以待了，除非在問題發生之前能有針對GMF損害救濟的配套法規出現[87]。
(三) 標示：對消費者之的尊重
就GMF的標示而言，一方面是對於消費者知的權利與選擇權的尊重，一方面是讓有特定宗教信仰或攝食限制的族群能避免誤食其不該吃的食物成分；然而標示制度並非沒有社會面的爭議[88]，就經濟利益而言，一項產品經由標示之後，可能因為收集其食品成分的GMOs屬性資訊而使得其成本增加，或是因為標示為GMF或含有GMOs而影響其市場佔有率，進而影響業者之市場競爭力與生存空間。
標示規範如涉及國際貿易，而GMF主要為外來產品，國內產製者之大宗則以非基改食品為主時，以WTO之規範而言，我國之此種措施可能被GMF供應國檢舉為隱藏性之貿易保護措施。根據產品最終用途、產品特性、本質、消費者習慣等因素界定，GMF與非基改食物之最終用途具有相當程度之可替代性，故應可被視為同類產品[89]，既為同類產品，對於GMF要求標示，而非基改者則不用，即構成差別待遇而違反國民待遇原則[90]。
此外，就算沒有同類產品之問題，對於GM食品之標示措施，能否符合WTO的SPS協定有關於科學證據與風險評估之要求[91]，或因不具此種要件而被視為隱藏性貿易限制措施，而喪失了其示在WTO的自由貿易規範下之合法基礎[92]？
(四) 專利授權：對研發者權益之尊重
為了對於研發者提供適當的保護，以使研發之結果能被有效的運用於促進產業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專利制度，在GMOs的運用上可以觀察到許多衍生性的社會議題，雖然這些議題也可能原本就普遍的伴隨於專利制度的運用，並存在於其他產業的專利爭議中，但就GMOs而言，仍有贅訴的必要性。特別是今年三月底發生在加拿大有關在農民Mr.
Schmeiser田中發現專利GMOs作物而被告侵犯孟山多(Monsanto)專利之判決確立之後（簡稱「孟山多案」）[93]，吾人實有必要進一步思考GMOs專利對於一般農民、生物技術相對弱勢國家或產業之影響為何。
1.
專利授權：
根據專利授權之規定，專利權人享有專有權以排除他人在未經其同意之情況下以製造、販賣等方式使用該專利物品或方法[94]，換言之，只有在受到專利授權的情況下，他人才得享有使用該專利之資格。以孟山多為例，為保護其享有的GMOs專利，在對於GMOs授與專利的國家中，孟山多要求被授權者簽立契約，接受授權期間只有一年，次年再重新簽約，且其可以隨時派人到被授權人的田中進行調查等條件[95]，這樣的要求基於契約自由並無特別可議之處，即便簽約雙方可能不是處於對等立場。然而思及授權期間只有一年對於農民的意義，將不難發現孟山多的做法已打破農民的傳統耕作方式；一般而言，農民會在本季的收成中預留一些種子到下一季播用[96]，但是專利制度使得這種留用行為構成對於孟山多專利權的侵犯，除非該農民再次請求授權並給付權利金。因此，在專利的限制之下，農民只有逐年向孟山多要求專利授權，否則一旦被孟山多的調查員發現其有留用並使用GM種子之事實，即構成對於專利權之侵害，只好吃上官司並賠錢了事。
從技術層面而言，孟山多或類似公司理應逐年研發更好的第二代、第三代作物，使得持有前一代作物種子的農民不得不基於產品的市場考量而主動逐年要求專利權的授與；但是事與願違，科技研發卻被運用去抑制農民生產出的第二代GM作物之種子的生育能力，使得農民就算想留用種子也生產不出作物，故其不得不向受到科技與專利權雙重保護的GMOs帝國如孟山多或類似公司伏首稱臣。
2.
專利侵權之認定：
以「孟山多案」為例，孟山多的調查員在被告的田中發現作物之中含有該公司專利抗藥性基因與細胞，而此係為被告自一九九七年起未經專利授權而利用經過基改並含有孟山多專利基因與細胞的種子於田間培育之結果。由於被告重製出含有該基因與細胞的GMOs (Round-Up Ready Canola)，並販售之，故對孟山多構成專利侵害。雖然被告主張該種子為由一九九七年耕種的作物所生產出而預留者，而該種子含有專利基因細胞之原因可能為鄰近農地中之係爭GMO經由自然力跨越耕地，出現於被告田中所生之種子，並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被告種植的非基改作物之種子混合所致[97]，其亦可能因人為疏失而發生，無論如何，其並不知係爭作物含有被的專利GM基因與細胞[98]，同時其也不曾蓄意要栽種任何擁有專利的GMOs，以侵犯孟山多之權利[99]。儘管如此，法院主張認定專利侵害的重點不在於含專利基因與細胞種子的來源，而在於被告在知或應可得而知該種子含有專利基因與細胞的情況重製用專利基因與細胞，並出售由其培育出之作物[100]。被告因而被判敗訴，並將賠償孟山多美金一萬五千元[101]，約合新台幣五十萬元。
試想如果該案發生於我國，依據我國的專利法規，被告是否會受到相同的判決結果？首先就專利侵權之認定，似乎不論被告是否故意，而係以被告是否「明知」專利權人有專利之事實[102]，或是被告「明知」其使用、製造之方法或物品係經被授與專利者，且在未經專利人同意之情形下使用該專利為判斷準據[103]。根據專利法之規定，專利核准需經公告，且任何人皆得查閱[104]，由此所得的推論為認定專利之侵犯時，吾人應先被推定「明知」，除非能舉出不知的反證。故被告似乎不能以不知情為阻卻違法之抗辯，反而因為推定的「明知」而承受侵犯專利之責任[105]。從社會正義的角度思考，這樣的專利權規範方式對於經常接觸專利事務的法律人或產業界或許可行，但對於一般農民而言，這樣貿然的在其生活中加入專利的規範與限制，甚至「明知」專利權的要求，是否公平，值得吾人深思。
3.
未被授權之弱勢農民
如果要求專利授權會引發後續尾大不掉的紛爭，專心種植非基改作物是否就絕對不會有問題呢？在思考這個問題之前需要先探究另一個問題，如果GMOs的經濟價值真的很高，什麼樣的農民會拒絕耕種GMOs而去種植經濟效益較差的非基改同種作物？合理的推論是經濟能力較弱勢的農民，可能因無力支付專利之權利金而不得不種植非基改作物。在專利制度訴求產業發展與進步的同時，是否也同時宣判競爭弱勢族群將遭淘汰的命運，以透過對後者的犧牲來成就前者？
就算未被授與專利的農民非經濟上的弱勢族群，只是單純因為其不喜歡種植GMOs，卻也可能因GMOs在市場機制與生態機制的衝擊而處於競爭劣勢，而終究需要向孟山多或類似公司請求專利授權。以市場機制而言，係指GMOs因其高養分而在市場成功擄獲消費者的心，並取代非基改同類作物的市場佔有率；生態機制則指GMOs的抗蟲性使得害蟲集中於非基改作物，而影響收成；或因GMOs的花粉等跨過藩籬，在非基改農田生長，並因其質與量的競爭優勢，自然的抑制非基改作物的生存，此即如「孟山多案」中被告的農民所主張者。
對於處於競爭劣勢的農民，政府或許可以透過農業補貼以使之有資力向孟山多或類似公司請求專利授權，但若該經由補貼之GMOs作物會成出口產品中之原料時，這樣的補貼措施是不被WTO的「農業協定」所允然接受的[106]。
4.
專利引發之貿易競爭：
對於GMOs專利的另一項隱憂為一旦消費者習慣於GMF時，國外擁有GMOs專利的公司會將專利視為經濟競爭工具[107]，對於可能構成貿易競爭威脅的對手國國內產業透過議價機制抬高授與專利之權利金，以增加被授權國相關產業之成本，降低該國產品之價格競爭力，進而達到壟斷國際市場之目的[108]，影響所及，將使得糧食來源的主控權操縱在外國GMOs公司手中，除非其選擇冒險侵犯他國專利，並等候類似美國關稅法第三三七條規定的報復[109]。當然，單就經濟因素考量，如果我國能快速加入研發與生產GMOs之行列，固然可能以國產GMOs與外來GMOs對抗，以避免此種困境。但是在我國相關產業起步之際仍需倚賴外國專利亦為不爭的事實，且根據專利制度所反映出的另一個特性
－ 科技領先國家或領先產業往往先將特定領域的主要基礎專利申請殆盡，使得後續的研發者受到排擠效應而不易再從起步即享有專利的保障，反而必須憑藉著請求前人的專利授權才能研發自已的產品或專利(除非等到前揭專利的保護時效完成)
－ 雖然後起者可以因為免除基礎研究而降低研發成本，但其也因而喪失研發科技、申請專利並坐收權利金之機會，同時當其為取得基礎專利技術時也必須要負擔相當的權利金，故何者對科技相對落後國家較為有利，實無定論。此一問題亦為我國相關產業在發展之初可能面對的問題之一；換言之，因為競爭關係，專利制度使得後起產業在發展之初負擔相當之專利權利金，而在其具有特定的市場競爭力之後，可能會因權利金的議價機制被用為競爭策略而喪失競爭力，除非其能在發展過程中也不斷研發專利，並憑藉持有專利的數量作為談判權利金反制武器[110]。
5.
不同專利制度國家間之競爭與對生態或物種原產地之問題
由專利制度所衍生的另一項問題為，因為國家間有關可專利標的在認定上的差異性，而使得其中一國的權益因他國的專利制度而受損。相關議題中應以印度的neem 樹為代表。該樹原產於印度，為印度人極為依賴的經濟作物之一，其用途包括作為驅蟲劑、肥皂、化妝品等。但是由於印度的專利制度並不授與農業與配藥發明等方法專利，故相關技術在印度並不能享有專利之保障。相形之下，外國公司反而運用的neem
樹的相關技術在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取得九十件以上的專利授權，影響所及，使得外國相關產品可以進入印度市場競爭，而印度的相關產品不能在被專利國市場流通，否則便侵犯的當地國對於neem樹的相關專利權之保護[111]。如前所述，我國的專利制度的確與美國有所不同，如果我國的專利法制能與之同步發展，則或可避免印度的經驗，並使我國研發之GM作物新品種受到專利之保障；然而，在國內開放GM動、植物新品種的專利，是否也代表著以美國為主的GMOs公司將可長驅直入的在我國申請專利登記，使得「孟山多案」在我國提前發生。進與退之間，實需分外謹慎。
事實上，在討論GMOs因專利制度所衍生的落差性爭議時，會發現很多議題原已存在社會之中，只是換個主題或場景而已，這種問題重複的出現說明了生物科技與其他科技或社會議題間應該有可以共用的法律資源；如果此種推論為真，則是否有必要大張旗鼓的設立生物科技法以專責處理所有的生物科技議題，亦為值得法律人思考者[112]。
代結論
一、
就方法學與分類架構之指標作用而言：
（一）方法學與分類架構之運用
對各種生物技術之運用與其所衍生之社會問題應予以分類，再從分類之結果尋找議題間之關聯性，能使得學習、掌握與處理相關問題變得較有效率，並減少因議題對焦不準而產生之困惑；
（二）落差性爭議的指標作用
1.
落差性爭議多者，表示社會對此一科技議題之因應能力尚不成熟，決策者與社會大眾應以謹慎之態度因應相關問題；
2.
落差性爭議少者則代表三種可能：
A.
此項科技本身的可被接受度高，故無落差性問題之衍生；
B.
其雖具有相當之社會爭議性，但法律制度能有效因應與處理此項科技所造成之問題；
C.
雖具有科學風險與社會衝擊，但因無法可管，因而不會發生落差性爭議；果真如此，則代表社會完全沒有對該項科技之應用作出任何準備，故落差性爭議少亦能代表警訊。
二、
就GMOs在此架構中所呈現的問題：
（一）對自然之尊重
由GMOs對於自然規律之挑戰與對於生態性之衝擊所引發之省思為，生物科技雖為不可逆之趨勢，但科技之發展如不能顧及社會之反應與尊重大自然運作之理，則此種科技之價值不但有限，且可能引發災禍。
（二）對人類的影響
過去的DDT、塑膠、保力龍與核能等問題雖然可怕，但就短視的人類本位主義而言，畢竟首當其衝這些問題的只是環境，而環境承受之後，其效應未必會立即轉嫁到人類身上，或是至少不發生在我們這個世代。然而想想GMF，如果其真的對人體健康有害，誰將是第一線的受害者？
（三）GMOs之安全性證據
對於GMOs之安全證據而言，應兼顧時、空、質、量、加成性、交互性、累積性等之整體因素，而非以片段的實驗數據或國外現況為唯一的參考依據。
（四）指標結果
由落差性爭議的多元性顯示我們的社會與法制對GMOs之運用尚未做好準備，故如要開放GMF 或GMOs之田野栽植，主管權責單位仍應審慎行事，並做好配套措施。
三、
就規範架構之建立：
（一）共同責任
科學家在解決一項問題時往往會造就其他新問題，故科技並非萬能的。而由探險家理論推知所引申的反省是：科技雖非萬能，科技運用時所產生之問題，並不應是科學家之單獨責任，而在相當程度上是社會之共同責任；
（二）人性提昇
一個社會機制的建立，不能單憑對科技萬能的迷思，既然科技非萬能，人亦非萬能；當人非萬能，由人所制定的法律與管理機制就不可能萬能，法律與管理既非萬能，就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值是之故，問題的解決除需要建立法制，配合法益權衡、利益比較與價值判斷等機制之共同運作之外，仍要歸根結底，從最根本的問題出發，而真正解決科技對於社會衝擊等本質性問題的機制應該要回歸到透過教化，透過對於生物倫理與人文省思的引發，以及對於自然的尊重而達到對人性的提昇（附圖三）。透過倫理與人性的省思對於科技與社會衝制是一種回饋機制，並使得此一架構圖成為一個圓或有內部流動性的體系，並因應了太極的概念而成為一個生生不息的循環。
事實上，這個架構也可以被解讀為每個人心中的一把尺，尺的一端擺的是科學認知，另一端是社會關懷，而放在尺上的則為理智、情感與價值判斷，透過這把心中之尺以協助吾人決定應該進行何種科技研究，或該如何應用該科技成就；當理智不足以因應時，佐以社會回饋機制之協助，當可使因吾人之決定所產生之衝擊大為減少；
（三）共同議題與生科法制建立
許多生物科技之問題原本即以不同之形式存在社會之中，只是換個主題而已，對於既存的社會問題出現於生物科技運用之中，是否需要為此設立特別之生物科技法以專責處理所有的生物科技議題，或是可以回歸於基礎法之中以就生物科技的特性尋求解決之道，似乎有再議之必要。如王觀堂所言：「以有我之眼觀物，則物物皆著我之色彩」，故以生物科技之角度看社會衝擊，則事事皆由生物科技所引發，然而，事情如真應該如此嗎？在某種程度上，吾人在思考生物科技議題時，是否已被生物科技的大框框套住而不自覺的往下掉，卻跳不出來了呢？
【附表三】
